疫情下的德国:  经济,德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

疫情下的德国: 经济,德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

时间:2020-03-16 16:09 作者:admin 点击:
阅读模式 疫情下的德国: 经济,德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 2020.03.14 01:28:09 地球日报

来源 新华二代在德国

导读: 疫情继续蔓延。很多人都把焦点集中在德国政府,尤其是卫生部如何抗疫的问题上。如果只从单方面视角看待,会失去了解整体德国运作的良好机会。比如,德国政府其它部门都采取了什么措施?为什么会采取这些措施?假如仔细看,不难发现,在理念上,它跟联邦卫生部采取的措施有异曲同工的地方。一直以来,我并没有强调德国体制的优越性,而是描述它的现状以及跟中国体制的差异化。我依然赞同一个观点,想了解一个国家(不能只按各自喜好作为判断),有必要从多个角度去分析。它是有规律的。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向大家介绍和解读德国政府的经济措施。中德在这方面的措施有可能也不一样。但是,又有几个人会追问: 德国为什么会采取这种做法呢?

正文

德国国会在三月初召开一次会议。联邦卫生部部长斯潘恩发表了关于德国疫情的政府声明。属于在野党的自民党党魁兼国会党团主席林德纳对此发表了看法。核心就两点: 自民党支持斯潘恩至今为止所采取的方案。同时,他建议德国联邦政府,除了由卫生部和内政部组成的危机小组以外,联邦经济部与联邦财政部也要组成危机小组。林德纳言下之意是说,在抗疫问题上,政府目前表现不错,但不能忽略疫情对国经济带来的风险。

3月8号,星期天,联邦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措施来扶持德国经济。原文文件长达14页,我向大家简单地介绍和解读一下关键内容。理解不等同于赞同,但有助于客观地看待实质问题以及提高批评德国政府的质量。

斯潘恩

第一部分: 德国政府的措施

1: 短期工作者津贴 (Kurzarbeitergeld)

很多公司员工由于此次疫情不能如常上班(自己被传染或被隔离)或者企业因缺少订单而不需要那么多员工(又迫不得已裁员),会对中小型企业带来很大经济压力。最坏的连锁反应是: 大批公司面临倒闭、员工失业、失业率上升、政府失业救济上涨(政府开资上涨)、财政赤字扩大,再加上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及矛盾。

短期工作在2008/09年的金融危机被用过一次,基本上达到预期效果: 大多数企业没裁员、大多数员工没失业。这也是为何德国是全世界最早从经济衰退中走出来的国家的“秘诀“之一。按照已有规定,如果此次疫情涉及到企业三分之一员工,企业就可以向当地劳动局申请短期工作者津贴。现在把门槛下降到10%。

比如一家公司有10名员工,但因此次疫情只需要7人(或者更少员工就能完成所有工作量),老板理应辞去另外三位员工。要不然,公司没有足够现金流支付薪水和固定开支。长久下去,公司迟早倒闭。对此,短期工作制能起到有效作用。

1

公司老板减低所有员工的工作量。工作量减少,员工的收入也会下降。政府(注: 准确地说,这里的政府是指联邦劳工部旗下的联邦劳工局,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总部在纽伦堡)承担员工60%(也有德媒说是67%)的税后收入。

2

按照之前规定,如果公司老板让员工进行短期工作,联邦劳工局帮雇主承担50%的社会福利保险(注: Sozialbeiträge),现在是100%。

社会福利保险是雇主替合同工上缴的保险费。其中包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护理保险 (Pflegeversicherung)和意外事故保险(每一项保险费的比例高低不同)。如同国内的“五险“。社会福利保险由雇主和员工各自承担一半。它不能超过税前工资50%以上。当下比例是41%左右 (这个比例会经常出现变动,因此无需过于计较数据的精准度。可能明天就变了。这就是德国!) 。

它就是为什么德国的人事成本在全球范围内都名列前茅的主要原因。政府此次所做得就是有目的性地帮雇主减轻这个负担。这不是一笔小钱。德国实施强制性“收费制“。社会福利保险无需经过员工或老板之手,而是直接被抽走。它可以打破“为什么在德国看医生都是免费“的传说。

针对短期工作者津贴的政策主要由联邦劳工部负责(基本上没卫生部长什么事)。但,这也并非劳工部部长独自拍脑袋凭空想出来,而是通过跟联邦雇主协会(Bundesvereinigung der deutschen Arbeitgeber,简称BDA)和联邦工会(DGB)协商的结果。不排除还有其它机构的共同参与。

我在“疫情下的德国“第一篇有提到过,治理德国并不依靠联邦政府一个机构,而是跟他人的合作(政府与民间和民间与民间),有很多不同参与者。通过分权与合作才能被多数人所接受。在当下德国大环境下,威权主义的领导风格也存在,但不是主流,尤其是在政坛上。即便某些措施到时候证明是错的,责任也由多数人共同承担。在过去70多年,只有两位德国总理(科尔是施罗德)是被选民“推翻“的。德国总理的最大“敌人“要么是自己人,要么是执政伙伴变卦。

以此类推,联邦卫生部部长也有跟自己相关的对接对象,比如联邦德国药店协会(Bundesverband Deutscher Apotheker eV,简称BVDA eV)、Marburger Bund(一个代表医院医生的协会),Spitzenverband Bund der Krankenkassen (联邦德国保险公司总协会,包括医院协会,简称GKV),德国联邦城市与地方政府联盟(Der Deutsche Städte- und Gemeindebund, 简称(DStGB)),联邦手工艺协会等等。还有很多细分协会就不一一介绍了。

很多人批评联邦卫生部部长,认为他没资格、不够专业,学历太浅,还有人甚至认为他是德国政坛新人(很多人只知道他年轻,但不知道他出道早)。似乎一位合格的部长必须跟高学历挂钩,职位越高,学历也必须越高。显然,现实并不这样。

卫生部部长斯潘恩跟跟劳工部部长Heil都不是该领域(卫生和劳工)专业人士,但他们在做决定之前可以咨询专家或权威机构来弥补自己的专业知识缺陷。Robert-Koch Institut可以算相关权威机构,Christian Drosten也算是病毒学专家。Drosten在前几天一期Podcast中专门表扬过斯潘恩,说他是一位积极向各方面专家咨询的政客。

RKI

Drosten

斯潘恩的绝大多数决策都来自于智囊团的建议。他只是一名知识“搬运工“。他所需要具备的是对现状的正确判断、理智、采纳不同意见,坚毅(以及对德国近两百年历史的了解)。这也是已故总理施密特对一名合格总理所具备因素的总结。施密特也说了,即便德国总理也不需要什么都知道。

针对短期工作者津贴措施,联邦雇主协会主席Ingo Kramer表示支持。联邦手工业协会主席 Hans Peter Wollseifer也表示认同。为什么?因为这项规定对雇主们有利。雇主们通过组织的形式强化自己的话语权,然后以协会的名义向联邦劳工部长传达雇主们的心声。建议被采纳。联邦德国工业联合会负责人Joachim Lang也表示认同。

Ingo Kramer

Joachim Lang

联邦劳动局局长Detlef Scheele也表示认可(最终落实这项规定的是联邦劳动局下面的近400个地方劳工局。恰好,德国也有近400个奋斗在第一项的卫生局)。Scheele表示,联邦劳工局目前有2,25亿欧元备用资金专门提供短期工作者津贴。如果不够,可以向联邦劳工部申请。

联邦工会协会理事会成员Annelie Buntenbach也表示同意(雇主和工会常常是水火不容的)。因为政府没有单方面偏向雇主。它也顾及到工会的利益: 政府承担员工60%薪水。工人的利益受到保护。很多人或许会疑问,德国政府太傻X,制度也不咋地,最终还是通过花钱买稳定。其实不完全是。德国政府也有自己的“小心眼“。它也估计到了自己的利益。假如出现大规模公司倒闭,政府不仅要承担他们两(雇主和工人)的失业救济,还要放弃部分税收(双份支出),最终成本可能比今天的“不作为“更高。还不如今天多花一点。

在此我想再强调一下,两个联邦商会代表了上百万家德国企业,大到数十万员工的西门子,小到单位数员工的微型企业。联邦工会代表了近千万德国员工。联邦劳工部长跟他们一起承担责任。德国的集体智慧有可能不是最有效的,但肯定是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

2: 对企业的资金援助 (Liquiditätshilfen für Unternehmen)

联邦经济部部长阿尔特迈尔表示会跟相关总协会协商(跟上面的一样),如何有目的性的、以“私人订制“的措施帮助相关行业和企业,尤其是展会主办方(据展会主办方协会称,他们今年的经济损失下降75%,高达8,1亿欧元)、旅游业、餐营业,酒店和航空业(注: 据德国航空业自己表示,此次航空业的损失将会超过911事件)。另外再加上扶持因供应链中断而受到损失的行业或企业。据阿尔特迈尔称,现在还不清楚具体需要多少资金,可能需要数亿或数十亿欧元。但他在此之前也曾表示过: „联邦政府有500亿欧元储备资金,应该够用了。“ 他曾经也说过,德国政府目前没有考虑以传统方式刺激经济(Konjunkturhilfe),但现在又改口说,可以考虑。

阿尔特迈尔

第三: 投资 (Investitionen)

在原计划的基础上从2021年到2024年每年再多增加31亿欧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房的投资,共124亿欧元。德国政府在2019年的财政盈余是135亿欧元。在今后十年的投资目标总额高达1400亿欧元。

第四: 加快审批程序速度

它是指,加快各种审批的速度,让最需要帮助的人或企业及时获得援助。

这是德国的弱项。过度的官僚主义也有它不好的一面。都提倡了几十年了,依然没变。我给大家举一个值得我们琢磨的例子。前几年,联邦家庭部立法,每个地方政府必须保证提供三岁以下小孩幼儿园位置。否者,家长可以上述(政府立法让群众告自己,虽然是地方政府)。同时,家庭部拨款上亿欧元让地方政府申请,扩建幼儿园。问题是,很多地方政府不买账,家庭部依然还有数亿欧元余额。为什么?一开始我也不理解。明明政府给钱,你还不要。嫌多吗? 后来我逐渐明白缘为何故。很多地方政府是这样考虑的: 假如我今天申请到几百万欧元扩建幼儿园,当年轻家长带着孩子离开后咋办?扩建后的幼儿园的固定支也在扩展,我每年要支付更多纳税人的钱。这笔账不划算。这个不是一个单一问题,各个领域都存在。这种现象被称之为“投资压制“(Investitionsstau)。简单地说: 政府已经拨款,但没人要。

第二部分: 经济智囊团的点评与观点

3月10号,德国七位知名经济学家发表了一份长达15页的论文。评估此次疫情对德国经济带来的风险、联邦政府的措施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他们分别是(下图左起)Michael Hüther (科隆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Gabriel Felbermayr (基尔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Sebastian Dullien (柏林宏观经济学与商业周期研究所所长)、Peter Bofinger (乌尔兹堡大学经济系教授,曾出任德国政府经济五贤人长达十年)、 Jens Südekum (杜塞多尔夫大学经济学教授)、Clemens Fuest (慕尼黑ifo研究所所长)和 Beatrice Weder di Mauro (经济五贤人之一,不在图中)。他们原本分不同经济流派,但此时的观点几乎一致。

由于原论文篇幅长,无法翻译全文,只摘选文中精要内容。(原文链接: https://www.iwkoeln.de/fileadmin/user_upload/Studien/policy_papers/PDF/2020/IW-Policy-Paper_2020-COVID.pdf)

论文一共分五章节

关于短期工作者津贴

正确措施,但力度有待提高。在很多关键性地方还需具体化、加以改良以及增加力度。

关于全球价值链

生产链受到影响。很多德国企业需要在中国生产的中间产品。由于中国二月份大面积停工,德国最晚从三月中旬开始会受到明显冲击。

所有受疫情影响国家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会减低对德国产品的需求(出口紧缩)。目前尚无法预见全球影响。但德国的经济结构尤其会受到全球经济的波及。

比如,德国进出口比例占GDP分别是41%和47%。相对比,法国是32%和31%。其中德国工业占进出口比例颇高。德国在2020年上半年进入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会越来越高,甚至是全年。

此次疫情比上次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大衰退更复杂。政府不应该刺激“ 社会消费“需求,而是如何应对供应方被中断。

所有(经济)政策的先前条件是: 确保卫生系统和医疗保健的正常运营。当务之急是如何遏制病毒快速蔓延。假如德国医疗体系因被传染者数量过多而导致崩溃,将采取更严厉的隔离措施。长期而言,经济成本也会越高。

遏制病毒蔓延的决策必须建立在透明化、区域差异化以及基于事实的专家评估的基础上。

不提倡出口限制,因为其他国家也会采相关措施。从经济角度而言,欧盟边境安检既昂贵,也无目的性。

需要同时估计到两方面因素: 稳定受最大经济影响的行业,避免出现国民经济的系统性危机。

通过传统货币和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并不适合。有三个理由:

1。) 首先要考虑的是刺激有针对性的经济活动,同时还能避免病毒蔓延。“社会消费“不应该被刺激。

2。) 政府的额外投资短期内不会起到效果。

3。) 自我强化的悲观预期有可能导致经济螺旋式下滑。

欧洲央行降息不会起到决定性作用。

以欧洲央行的名义购买公司债券是可行的,比如航空公司,但非常有争议,因为中小型企业不会受益。

像日本那样,通过央行购买股份的措施也值得质疑。以目前经验而言,证券交易所价格暴跌对整体经济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

理论上讲,所有财政政策措施应该遵守以下三个原则: 及时性,针对性和临时性。疫情不能成为长期减税或扩大政府开资的理由。

财政政策的范围不能受到“ 债务刹车法“(Schuldenbremse)的限制,因此不能牢牢抓住财政平衡原则不放。

流动资金援助一般都由复兴银行(Kreditanstalt für Wiederaufbau (KfW))提供。公司获得低息贷款。它只有五亿资金,该额度不够,应该提高。再则,可以通过更慷慨的折旧减免改善企业资金流。

基本上给与正面评价。同时也提出其缺陷,比如,如何确保加快审批程序速度。在此次疫情面前,德国单方面的措施是不够的,需要欧盟以及全球的解决方案。

当疫情过后,很多人会重新审视全球化界限问题。德国虽然是国际产业链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但当前的危机也显示出其脆弱性的一面。很多企业会试着将其产业链多元化,避免过于依赖某一个国家。某些企业甚至会把产业链全部搬回德国。它能起到长期性影响国际分工的风险。以上是未来将要面对的挑战,当务之急是采取能有效遏制病毒的措施,降低对经济的冲击。

第三部分

希望这篇文章能对大家理解德国治理国家的理念能起到一点帮助。当然,我写得并不完整,也不够详细。现实肯定更复杂。但,有些规律值得参考。我再给大家举一个相关案例。事件发生在20年前。一位柏林行政大法官面临一个难题。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卖淫是否属于伤风败俗的职业。于是,他向德国50多个组织,其中包括妇女协会、社会福利组织以及教会咨询。他们多数人的回复是: 不是! 由于他的这项判决,德国卖淫法被正式合法化。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不仅仅在政治层面,法官有时候也会向民众咨询,让他们参与。这就是德国。可以不喜欢,但不能不接受。

我不知道德国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最终是否有效。因为我没比他们更聪明。

如果仔细看,卫生部部长和劳工部部长的做法在逻辑上很相识,也可以说很德国。先发现具体问题在哪,然后再出台针对性措施。德国各层次政府对支出斤斤计较。各部门有自己的财政预算,大家都想多要一点,但财政部长并不愿意多给。德国财政部最近很多年管得比较严,从朔伊布勒开始延续到今天的朔尔茨。他们都推崇财政平衡,即所谓的“Schwarzen Null“。

朔尔茨

德国人对财政平衡的死板观念会因此次疫情发生变化。德国有完善的机制,讲究制度、透明与秩序。有时候会让人觉得过于死板,就像某些德国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那样。但是,在此基础上或固定框架内也会做到灵活运用。

比如,RKI负责制定全德国医院医护人员的安全措施。在没有防护情况下所有跟患者接触过的人都必须自行隔离14天。但问题来了。按目前情况来看,如果严格实施这种高标准,德国医院和诊所的医护人员不够用。怎么办?

最早提出意见的是北威州Heinsbgerg县县长Stephan Pusch。他说,不能这样严格按照RKI的指南落实。要不然Heinsbgerg(德国重灾区的重灾区)县医疗机构会瘫痪。Drosten也赞同,可以考虑缩短隔离时间,从14天减低到7天,因为真正核心潜伏期只有七天左右。但,每位医护人员必须每天接受测试。Drosten相信,RKI的同事也不会这么固执。总之,他在柏林Charite医院已经这么做了。

再比如,为防止传染更多医护人员,Drosten也表示可采取Drive-In测试方式。(潜在)患者不需要进医院或实验室,先约好时间,开车过来,甚至不用下下车就能进行测试。又或者在指定地点设立Drive-In测试站。如图。这些都是不起眼的小动作。

在巴伐利亚州

昨天,财政部已经批准卫生部部长6,5亿欧元的资金申请(短期性的)。联邦教育与科研部部长也已经向财政部申请1,4亿欧元的新型冠状病毒科研经费(中期与长期性的)。其实很多部门都有所作为,看上去都是小动作,很难引起大家关注。如果把这些小动作连起来看,可能就是大动作。

近日,前德意志银行行长Josef Ackermann向媒体表示,希望德国政府也能支援一下金融界。或许财政部近期内也会出台相关政策。至于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他也从一开始表示不准备采取大规模刺激经济措施到今天改口说可以考虑。他最终会采取什么方案,我们拭目以待。

德国体制是否合理或有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协调性。协调性越低,再合理的体制也发挥不了作用。体制是固定的,不容易改,但协调性可以是灵活的,方法是可以有创意的。德语里有一句话是这么说得:Not macht erfinderisch!

说到协调性,我举一个正在发生的例子:斯潘恩强烈建议各州取消所有超过1000人的活动。几天后,大部分州纷纷表示采纳。柏林一开始不同意,后来又支持。Drosten也是柏林市市长顾问。今天看到新闻,基民盟也取消4月25号的党代表大会(选新党魁)。因为参与此次会议的有1001位党员。超过1000人了。

今后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只要你愿意去观察。